上饒集中營周田監獄舊址外景。（上饒集中營名勝區管理委員會供圖）

1983年4月，原上饒集中營劫后幸存的部分新四軍干部在集中營舊址合影，右四為汪海粟，左二為丁公量。（資料圖）

曾經關押汪海粟、周公量的上饒集中營周田監獄軍官大隊第一中隊舊址。（上饒集中營名勝區管理委員會供圖）

汪海粟（1912年1月~1993年5月），原名汪珊，曾化名王劍心，是一名從靖江走出去的高級領導干部，也是一名經歷過皖南事變、并逃出上饒集中營的新四軍戰士。汪海粟1925年春加入共青團，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學生時代，從高小、中學到大學，多次參與和領導學生界救亡運動。全面抗戰爆發后，受上海黨組織安排到浙江開展工作，任浙南特委書記、浙江文化界黨團書記。1939年轉入軍隊工作，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皖南事變后輾轉到蘇中根據地，歷任縣長、縣委書記、專員。渡江戰役前，任華中行署秘書長，同時代理華中工委宣傳部長；渡江戰役后，任蘇南區黨委宣傳部長兼秘書長。1952年至1958年調任南京工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1958年后蒙冤降職。20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先后任江蘇省計委主任、江蘇省副省長、省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等職。

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中央部署開展審干，全面審查干部政治歷史，汪海粟在1955年向審干部門報告了皖南事變中被捕及在上饒敵獄斗爭的前前后后，他在報告中說：“我歷史上被捕，只是皖南事變一次。在這次過程中，階級立場是堅定的”。江蘇省委經過調查后給出了審查結論，認為汪海粟“向黨報告的情況屬實”。“文革”期間，汪海粟被污蔑為叛徒，后經過專案組歷時5年的調查、審查，汪海粟的“叛徒”嫌疑終于被排除，1972年組織上為他作出了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此后汪海粟重回工作崗位。

今年，距汪海粟在皖南事變中被俘及逃離上饒集中營已經85年，謹以此文回顧他在戰爭年代的英勇事跡，銘記他對革命事業的赤膽忠誠。

皖南事變突圍中不幸被捕

正當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相持階段，1941年1月6日，國民黨制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1940年10月19日，何應欽、白崇禧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副參謀長的名義，強令黃河以南堅持抗日的新四軍、八路軍在一個月內全部撤到黃河以北。中國共產黨一面駁斥這種無理要求，一面從維護抗戰大局出發，答應將皖南的新四軍調到江北。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一個支隊9000多人由云嶺出發北移。6日，當部隊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軍8萬多人的伏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突圍外，大部分壯烈犧牲或被俘。軍長葉挺與國民黨軍隊談判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不幸被叛徒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皖南事變發生后，國民黨企圖封鎖消息，禁止報紙刊登揭露皖南事變真相的文章，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憤然寫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題詞。

汪海粟在向審干部門遞交的報告中記述了在皖南事變中突圍及被俘的經過。皖南事變前，汪海粟任新四軍政治部宣傳科長。1941年1月12日，皖南事變已到緊急關頭，汪海粟奉命下團作反總攻擊的動員。13日作戰到黃昏，汪海粟隨三團二營突圍。突破幾道封鎖線后，營長高林風不知去向，汪海粟和三團敵工科長陳子谷（新中國成立后曾任北京地質學院副院長）等整理部隊，繼續向包村（注：包村位于安徽省涇縣茂林地區，是皖南事變中國民黨軍隊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圍攻的重要據點之一）前進，又突破了敵人幾重封鎖，當時只剩幾十人。汪海粟與陳子谷為中間掉隊者隔斷失散，迷失方向。到14日天明只剩十余名士兵和勤雜人員，乃分散埋伏。汪海粟掩藏在一戶人家屋后山腳下，疲困已極，昏昏睡去。14日中午時，汪海粟被當地一壞分子及國民黨軍拉醒，遂被俘。

被俘后，汪海粟被解至國民黨第五十二師，與先后被俘的新四軍士兵關在一起。在向上饒押解的途中，汪海粟遇到丁公量（1921年10月~2017年3月，浙江省定海縣人，時為新四軍教導總隊特派員），以后一直在一起，并一起逃出。汪海粟回憶，在解送上饒途中，敵人看押并不嚴，本有逃脫機會，因地形不熟，敵情不明，下不了決心，加之考慮到愈向南走，愈接近江浙邊境，逃出后容易找到地方關系，以致錯過了好些機會，而敵人看守愈來愈緊。

獄中謀劃“中秋暴動”未果

在上饒集中營，汪海粟是以修械所技師面目（化名王劍心）出現的。初期由于只想個人逃脫，同時對周圍同志態度了解不深，他沒有敢展開組織活動。幾個月后，估計敵人已知道他的面目，同時感到個人逃脫的機會很少，在敵人面前，他的態度逐漸公開起來，敵人找他麻煩時，他都采取了嚴正的態度。比如，敵人要汪海粟讀報給大家聽，他就公開分析當時國際國內有利于我國抗戰的形勢。如討論人生觀時發言時，汪海粟就狠狠地諷刺敵人一番。大概敵人看到汪海粟在里面對其他同志影響很大，就將他綁至茅家嶺監獄。兩個月后，集中營重新編隊，汪海粟被從一隊編入到所謂最頑固的“三隊”。

丁公量也被編入“三隊”。丁公量在回憶文章中記述：“我們這批‘頑固分子’被集中到新編的三隊以后，大家深感到要盡快成立黨組織加強領導，與敵人作針鋒相對的斗爭。”大家利用上大課和集中會操等機會秘密聯絡，通過秘密聯系，建立了3隊的秘密黨組織。汪海粟和丁公量因為原來是一隊黨組織的領導成員，而參與了三隊黨的領導。三隊黨組織在一對一的個別聯系下秘密開展工作。在這期間，汪海粟曾寫了分析當時國內外斗爭形勢與堅定同志們斗志的宣傳品等傳播出去，并與丁公量等一起開展暗中教唱革命歌曲，與敵人開展巧妙的斗爭。

丁公量回憶，“雖然我們進行了各種斗爭，但是敵人的殘酷折磨和夜間用刑愈來愈瘋狂”，“一個月下來，同志們反映不能再這樣任人宰割了，要求作針鋒相對的斗爭，大家等待黨組織的決策”。丁公量與汪海粟交流后，提出了暴動的想法。經過秘密聯絡，黨組織決心以暴動來徹底打破國民黨反動派的高壓政策，爭取抗日的自由，“掙脫牢籠枷鎖，返回抗日戰場”。秘密黨組織曾醞釀了兩個暴動方案，后根據形勢研判決定采取第二套方案：由三隊單獨暴動，時間定在中秋節（當年的10月5日）深夜。

然而，因叛徒告密，三隊秘密黨支部醞釀的中秋暴動流產。汪海粟在給審干部門的報告中寫道：“1941年10月，可能因策劃暴動事泄露機密，在發動前一日，丁公量與我，先后被拖到山后毒打一頓。我去時，丁公量已被捆倒在地，我也被捆倒在地。在大棍與刺刀毒打毒刺下，我們沒有供出一句什么話來。毒打后我們被送往‘大隊部’，同囚禁到一谷倉里。兩天后，又同解往茅家嶺。兩人均被上了腳鐐，關在另一家谷倉里。敵人以半個班的人，輪流看守我們。”

逃離集中營輾轉到蘇中根據地

“中秋暴動”未果，汪海粟和丁公量的處境更加惡劣，敵人對二人的看管更加嚴密。汪海粟對丁公量說：“這次可不同了。過去只是關到茅家嶺監獄，最多關關鐵絲籠，這次卻上了腳鐐，看來是決心解決我們了。”汪海粟分析，敵人將汪海粟、丁公量關在一個村子里的谷倉里，“是怕我們在茅家嶺監獄里又去煽動暴動，再著是想隔絕我們和大家的聯系，使大家不知我們兩人的去向，也便于他們秘密殺害”。

在獄中，汪海粟和丁公量估計敵人將繼續用刑或殺害自己，二人抱著“不能等死、拼也要拼出去”的念頭，開始想辦法逃脫。第一步，是解決倉板問題。二人以谷倉封閉“人要悶死了”說服看守抽掉了倉門最上面一塊木板。第二步是解開腳鐐。他們巧妙地用皮帶上的銅圈，把鐐上的釘子拉活動了。第三步是趁看守不備，伺機逃出。汪海粟記述，“在第四天（10月14日）的黃昏，趁著看守班出差，而看守的一個小伙子出外買燈油的時候，我們把腳鐐拋開，倉門板推上去躍出來了”。

出了屋子就是起伏的山巒，汪、丁二人跨山向東南方向奔去。半小時后，敵人槍聲大作，電（筒）光四射，許久未停。但是敵人并未追上。

脫逃后第五天，兩人到達福建境，又被頑鎮公所捉去當壯丁，解到蒲城。汪海粟裝夜盲，檢查體格不合，被放走，丁公量被留下當兵。一個星期后，汪海粟到浙江麗水，找到了農民同志的關系，又找到了在國民黨的建設廳做技師的二哥，休息下來設法營救丁公量，等了一個月無結果。汪海粟在身體復元后，于12月初通過哥哥的關系離麗水，經金華、諸暨、蕭山到杭州。從日寇統治區化妝為商人，轉車到上海，乘輪回蘇北。1942年1月4日，汪海粟到達蘇中三地委。由于先前回蘇北的同志的證明，蘇中區黨委很快批準恢復汪海粟的黨籍。這之后，汪海粟就留在蘇中地區工作，直到渡江戰役后到蘇南工作。丁公量被留在壯丁隊，又受了許多折磨，編到新兵連后才伺機逃了出來，直到1942年六七月間才輾轉回到蘇北新四軍軍部，不久后，被分配到浙東新四軍工作。

關于汪海粟和丁公量從獄中逃脫及輾轉重回根據地的經過，遠不是本文所述這么簡單、輕松，其中幾多艱難、幾多驚險，今人難以想象。閱讀汪海粟和丁公量對獄中戰斗的回憶記述，從中既看到兩位新四軍戰士的機智、勇敢和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也感受到兩人之間的革命情誼。

（本文參考《新四軍人物志》《汪公海粟》《汪海粟上饒敵獄斗爭綜錄》及《上饒集中營越獄追記——生死之交憶海粟》《新四軍戰俘如何從集中營“越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