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上海剛解放，父親被派到上海。去之前，他所在的泰州專署供銷合作總社領導對他說，蘇北有很多土產品賣不出去，如肉松、火腿、白酒等，你在上海工作過，有些人脈，請你去做推銷工作再合適不過。總社領導還給父親介紹了一位上海的劉老板。劉在南市區凝和路開了一個店，賣腌臘產品。當時父親還穿著灰色的新四軍衣服。父親與劉老板商議，將蘇北的土特產運到他的店，請他代銷，他收一定比例的手續費。就這樣開始了經銷。經銷一段時間后，不知什么原因劉老板居然拿不出錢兌現給泰州方面，欠賬了。父親覺得不好向單位交代，遂與劉老板商量，由他轉讓出一定的鋪面，由我們直接經銷。劉老板同意了。彼時，新中國尚未成立。這個劉老板，平時都是西裝領帶，穿得很體面，他在外省還有經營的資產。父親他們在那個店經營一段時間后，劉老板就把整個店都讓父親他們經營，包括店里原有的職工也歸他們。再后來，這里逐步發展為泰州專署供銷社駐上海辦事處。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組建華東局。華東供銷合作總社認為，各省各地都在上海設辦事處，比較亂，就成立了華東供銷合作總社各省駐滬聯合辦事處，將各省各地在上海推銷農副產品、各種土特產的機構、人員，都收編到聯合辦事處，由華東供銷合作總社供銷局統一管理。1950年5月，父親被任命為華東供銷合作總社各省駐滬聯合辦事處推銷組長；1951年1月，任華東供銷合作總社推銷處貿易科副科長，同年6月，任業務處合同科、業務指導科副科長；1952年2月，任華東供銷合作總社土產經理部土產科科長。

華東局撤銷后，華東供銷合作總社的業務劃歸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直接領導。1953年3月，父親任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華東農副產品經營處土產科科長。1957年6月，全國供銷合作總社華東農副產品經營處與上海市土產公司合并，父親任上海市土產公司副經理。

1950年初，父親的單位設在大中華大樓，地點是西藏中路200號，宿舍在漢口路揚子飯店。記得有一年，奶奶、母親帶著我和妹妹毛林芳，來上海看望父親，就是到大中華大樓門口找父親的。我那時還小，父親高大的身軀蹲下來把我抱起，沿著西藏中路向北走。我看到跑馬廳是一片雜草，西藏路上很亂，有拉黃包車的，有小汽車在人群中慢慢地開；滿街滿路都是人，有穿戴漂亮的，有叫花子，有彎著腰拾香煙屁股的。父親帶我們住到揚子飯店701室。

我們在揚子飯店住下后，父親每天上班，母親在家做家務。在上海過了一段時間，我要回靖江讀書了，父母要給我照一張小照。記得在照相館拍照時，我帽子的帽檐往下耷拉，母親給我往上扳了扳。我有了第一張照片。

父親初到上海時，享受供給制，后來改為薪金制。我與姐姐毛玉芳、哥哥毛玉坤在鄉下跟隨外公外婆生活。妹妹毛林芳、弟弟毛亞民在上海隨父母親生活。父親雖然是14級，拿100多元工資，但要撫養一個7口之家，還是捉襟見肘的。父親每月拿到工資后，先寄25元到鄉下（在我們開學時，還要增加些）。母親常常在月底時要向別人借錢度日。后來，母親到街道工廠上班，也掙到一點工資。我們在鄉下，外婆常教育我們：“長大了要報答你娘啊老子，養你們不容易。”我們幾個在鄉下讀書，假日期間幫生產隊割草，干力所能及的農活，盡力為家里多掙點工分。現在我們才知道，我們是最早的留守兒童。記得1955年暑假，我與哥哥毛玉坤到上海看望父母，路上遇到一位老伯，外婆托他帶我們同行，途經江陰遇臺風，輪船不能開，那位老伯帶我們到無錫換乘火車，天將亮時到達上海揚子飯店的家里。父母見到我們非常高興。至今我還記得他們見我們兄弟倆進到房間后相視一笑的情景。

不久，父親的土產公司搬到了南京東路的東海大樓三樓，我們家也從揚子飯店搬到大中華大樓的五樓521房間。有趣的是，這間屋子也是父親在大中華大樓的辦公室。我們在這間房子長期住了下來，直至現在。

1965年6月，父親任上海土產公司黨委副書記、經理。公司主要負責上海市的土產品供銷工作。攤子越來越大，下面的倉庫、營業點都要管，整個公司有2000多人，他工作很投入、很認真。母親說他只知道鉆在“芒子堆”里工作。

六

1966年，“文革”開始。父親被派到工作組……后來有人說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說他是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他因此遭到批判，飽受了挨批挨斗之苦。母親看到街上老干部被游街的情景，其苦難堪，就給他準備了一件大衣，以備游街時不挨凍。幸運的是，他從未遭受游街的凌辱。他一面遭受批判，一面仍是經理，要負責單位的生產經營的領導工作。不久，單位“造反派”分成兩派，斗爭極為復雜，大家都在鬧，領導很難開展工作。弟弟毛亞民回憶說，記得有一次有個人到我家鬧，說要解決她個人的問題。當時，公司還有幾個領導在我家商量問題，她進來后說：你們都在這里。就大鬧，不解決問題就不走。其他幾個領導不理她，趁機走開。那人不走。母親很快把家里的菜刀和繩子藏起來，怕那人暴躁起來行兇。晚上那人竟躺在我們家床上，逼得一家人無法休息。父親只得回避，到馬路上轉了一夜。母親在家看著那個人。直到第二天，那個人被單位來人接走。

父親正確對待群眾運動，加上平時有良好的工作業績和群眾基礎，在運動進入“三結合”階段，他作為領導干部的代表，加入土產公司革命委員會。1972年8月，土產公司與雜品公司合并，成立上海市土產雜品公司，父親任革委會副主任；1978年7月，土產公司與雜品公司重新分設，任土產公司黨委書記、經理（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帶領干部職工誓把“文革”的損失公司奪回來，公司業績、擁有的資產到了前所未有的好時期）；1983年末，因年齡原因，組織上決定他離職休養（享受副局級待遇，行政12級），因當時新的班子未組建好，他一直工作到1984年5月。

（未完待續）